1984年,江西萍乡,孔原受邀审看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大纲。翻到烈士名录时,他忽然停住了。一个熟悉的名字,始终没有出现:张国庶。
孔原没有立刻离开,而是拿着名录反复查看。张国庶是他的老同学,也是并肩参加革命的老战友。工作人员解释说,张国庶“可能有叛变行为”,所以没有列入烈士名单。
孔原听后十分震惊:“这不符合事实。”随后,他又说:“我们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。”
张国庶与孔原都是萍乡人。两人就读于萍乡中学时,正值革命思潮传播之际。安源工人运动留下的影响,早已超出矿区,许多青年学生也开始接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。
孔原家境普通,张国庶出身较为富裕,父亲还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公路处任职。家庭背景不同,却没有阻止他们走上同一条道路。1924年,两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那几年,他们一起散发传单,发表演讲,联络进步力量,还参与迎接北伐军进入萍乡。革命并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词,而是街头的传单、深夜的联络,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抓捕。
大革命失败后,革命形势急转直下。孔原留在南昌,后来参加南昌起义。张国庶则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与张闻天、杨尚昆等人同学。留学期间,他不仅认真研习政治理论,还参加考察活动,逐渐积累了组织和领导工作的经验。

1929年回国后,张国庶先在上海从事巡视工作。江西党组织遭到破坏后,他奉命回到江西开展工作。当时环境十分险恶,联络渠道屡屡中断,基层力量也受到严重打击。张国庶和妻子晏碧芳没有退缩,迅速整顿关系,恢复组织活动。
短短数月,江西多地的革命工作重新活跃起来。敌人很快意识到,这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干部,正在重新聚拢力量,于是将他视作重要目标,四处搜捕。
1930年5月底,张国庶夫妇因叛徒出卖被捕。敌人先以高官厚禄诱降,承诺只要脱离共产党,便可保住性命。张国庶拒绝了。利诱无效后,审讯变成了酷刑,但他始终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。
晏碧芳同样没有屈服。敌人把她带到丈夫受刑的地方,企图利用夫妻感情逼迫张国庶低头。面对血迹斑斑的丈夫,她没有劝降,反而斥责行刑者丧尽天良。
党组织曾设法营救,张国庶的父亲也试图通过国民党方面的亲属疏通关系,可惜敌人看出夫妇二人意志坚定,决定迅速下手。1930年7月5日,张国庶被杀害,晏碧芳也随后遇害。敌方报刊还将张国庶称作“赤匪头子”,借此为暴行寻找说辞。
问题由此留下。张国庶牺牲后,国民党报刊曾刊出所谓“脱党声明”,声称他受兄长张国焘影响才参加革命。可是这份材料存在明显漏洞,连张国庶早年加入青年团、后来入党的经历都没有说准确。
更关键的是,所谓声明刊出时,张国庶已经遇害。敌人没有让他公开改弦更张,而是事后制造文字材料,既能混淆视听,也能给杀害共产党人的行为披上一层伪装。此事后来被误作“叛变证据”,并在资料传递中长期留下疑点。

孔原没有接受这桩旧案的模糊结论。他查阅报刊、档案和历史材料,又找到杨尚昆核实情况。杨尚昆明确表示,党组织当年掌握的情况是,张国庶被捕后没有破坏组织,也没有出卖同志。
调查人员还查到,曾参与审讯张国庶的叶守信在1955年的交代材料中承认,张国庶是被杀害的。敌方档案中的相关密件,也没有记载他破坏党组织的事实。
孔原经过约一年调查,于1986年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说明情况。相关批示明确支持重新分析张国庶的问题。随后,江西省人民政府根据杨尚昆、孔原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,追认张国庶、晏碧芳为革命烈士。
兄长张国焘后来走上了与张国庶完全不同的道路,这是另一桩历史事实。但亲属关系不能替代证据,政治评价也不能靠传闻完成。张国庶的名字之所以迟到数十年,正是因为化名、敌方伪造材料和历史档案缺失交织在一起。经过核查,他终于回到应有的烈士名录之中。